新影宝黄帝陵前的决裂——张国焘叛逃记

88年前的今天——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借祭扫黄帝陵之机，私自逃离陕甘宁边区，前往西安，随后在国民党方面的安排下前往武汉，最终公开投靠国民党，背叛了中国共产党。

八十九年前的今天，《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出台始末

这一事件标志着张国焘彻底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叛逃事件。

曾是中共第三号人物的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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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随后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并对其叛变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

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七号命令，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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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主席等一切职务事》

林伯渠丨逝世六十五周年

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焘，于本月三日经主席团派往中部谒黄帝陵，即弃职潜逃。在此全国抗战紧急关头，张国焘此种行动，实属有违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特由本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其本政府执行委员及其一切职务。嗣后凡张国焘一切言论行动，本政府概不负责。

主席林伯渠

《中苏关系密档》

1938黄帝陵前的决裂——

张国焘祭陵叛逃始末

游中兴（尤崇新）——从武汉市委书记到可耻叛徒，他的变节意外触发了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定时炸弹”

编者注：

童小鹏，原红4军党委秘书，红1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从1936年西安事变起，童小鹏便跟随周恩来奔走于南京、武汉、桂林、重庆，长期在国统区工作，曾任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南方局机要科长等职。建国后，曾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直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童小鹏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了40年之久。

邱南章，老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邱南章(1911年1月—2011年6月19日)同志，江西万安人；又名邱闻禧；1927年11月参加万安暴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后历任科长、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油料部部长、北京军区后勤部第六分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5年离职；1988年获二级红星勋章，为副军职离休干部，2011年6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本文摘自童小鹏回忆录《风雨四十年》第一部，讲述了童小鹏亲身经历的张国焘叛逃及其最后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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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从1937年起，每年清明节，国民党政府从西安派代表和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一同到中部县黄陵向黄帝致祭。这也是国共合作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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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的4月4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同祭黄陵。祭毕，张国焘对护送他来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然后带着警卫员张海钻进事先由国民党准备好的汽车到了西安。他住进高级的西京招待所，与国民党官员和特务进行多次密谈。

4月7日国民党方面安排他搭火车到汉口。张国焘到火车站后，才临时打电话给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要林到车站谈话。谈话时，张企图以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内团结，并说他要到武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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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加以劝阻，要张回办事处去商量，但劝阻无效。林伯渠立即回到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打电报，报告张国焘的去向。中央立即电周恩来等，要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4月8日清早,我把林老和中央来的电报送给周恩来。他看电报后，要我立即送给王明、博古、凯丰等人看，然后找秘书长李克农和副官邱南章、吴志坚到他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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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把电报给李克农看，并说张国焘一直不改正错误，现在又私自逃跑投靠国民党，已上火车到武汉来了，你们立即打听西安来武汉的火车到站的时间，一起到火车站去，一定要把他接到办事处来，不要让特务接去。又问我们是否都认识张国焘。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在保安欢迎朱总司令和张国焘时，都见过，还听他讲过话。周叮嘱:见面时要以礼相待，说是王明、周恩来等负责同志派你们来接张副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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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安到汉口的客车，每天只到一列，时间是下午19时。我同邱南章、吴志坚吃完晚饭后，急忙到李克农房间集合，邱、吴都是周恩来的随从副官，身穿第十八集团军的军服，挂武装带，佩手枪，十分威武。胖胖的李克农穿一套便服，戴副眼镜，也颇有风度。唯有我穿一套灰制服，像个小秘书。

李克农作了一些交代后，四个人即分乘两部小汽车到大智门火车站去拦接“张副主席”。19时，火车按时到站，我们分头站在车厢门口，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就是没见到张国焘。我们又走进车厢里找，也没见张的影子，只得回到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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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估计，因林老发现张坐火车到汉口来，怕我们去接，就回到西安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一定要接来。

9日，我们又按时到车站，还是没有接到。到11日，有人说，也许张国焘不坐火车了。李克农说，再去一次，一定要把他接来。19时，一列从西安开来的客车到站后，我们再次分头注视着每一个下车旅客，仍不见张国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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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邱南章跑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马上请李克农、吴志坚上车。李克农对张国焘客气地说，是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他的。

张表现出惊恐的神态，护送张的两个便衣特务，看到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就不敢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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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把张国焘和他的警卫员张海请下车，要他坐上我们的小车到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也急忙溜下车，一个去报信，一个仍在后面跟踪。

张国焘执意不肯到办事处，一定要住在外面。李克农决定让邱南章、吴志坚两人陪张到江汉路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李克农临走时，当着张国焘的面对邱南章、吴志坚说:“你们两人要负责保证张副主席的安全，照顾好他的生活。”邱、吴都是政治保卫局出身的干部，当然心领神会，当即回答:“报告秘书长，我们一定坚决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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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就和我带着张海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当天晚上，李克农陪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表示，是否可在相当独立性下与国民党解决党派问题。他认为边区如同“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这下就暴露了他要共产党对国民党投降的思想。

王明等没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到办事处住，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解决。虽经耐心劝说，张仍坚持不住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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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并请示对他今后工作的指示。张迫不得已写了一个电报:“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

周恩来最后对张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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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临走时，交代邱南章、吴志坚一定要时刻跟着张，并随时抽出一人用电话报告张的活动情况。周等回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即给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回电“为表示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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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13日，周恩来拿着毛泽东等致张国焘电，到旅馆当面交给张国焘看，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抗战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十大救国纲领深受全国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情况，又反复劝说张先到办事处住。一切都可当面商量。张国焘无言以对，只敷衍几句，仍坚持不到办事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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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回到办事处后，立即召开长江局会议，大家认为张国焘已决心投靠国民党，挽回的可能性很少。为做到仁至义尽，决定让张国焘自己活动一天，以观动静，明晚再去争取他到办事处来。

14日，张国焘在邱、吴两人的监护下，还不敢多活动，只打了一些电话，这当然在西安就准备了的。从车上下来的一个特务虽然也住在旅馆，但不敢直接同张国焘来往，只是当“坐探”，向特务机关报告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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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晚，为争取张国焘住到办事处，周恩来和王明、博古、李克农又一起到旅馆去劝张。经过耐心劝导张仍不接受。李克农是同特务叛徒斗争的能手，他连劝带拉地把张国焘推上汽车，大家一起回到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不愿正式谈问题，总找借口外出。外出时，由邱南章或吴志坚陪同。他去见过陈立夫、周佛海(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后当了汉奸)以及已被党开除的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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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周恩来只好同意。得到蒋介石同意后，16日上午，周恩来陪张国焘过江到武昌见了蒋介石，张一见蒋就卑躬屈膝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接着张国焘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些边区政府的事。

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只哼哈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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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办事处后，周恩来立即批评张国焘对蒋介石谈话的错误态度。当天下午，张国焘又以配眼镜、看牙等为由再次上街，李克农派吴志坚随同，并让吴带上钱给张用。

张一上街就到处乱跑乱闯，既没有配眼镜，也没看牙，只想摆脱吴志坚溜掉。在汉口转到快天黑了，他说要过江到武昌看朋友，吴志坚就紧跟在后面，到了过江码头渡轮边时，张故意躲在过江人群后头，当客人上了轮渡要关上铁栅门时，他忽然跳上去，想把吴志坚抛在铁栅门外。吴是个机灵的红小鬼，他眼明手快腿快，一下就跳进了轮渡，紧跟张国焘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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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武昌已天黑，吴劝张回汉口办事处，张坚决不回。因乱闯了一下午，又累又饿又渴，吴把张拉到一个小旅馆去喝水、吃饭，边吃又边劝张回汉口，张执意不回，吴就在旅馆里定了一个房间，让张睡里面，他睡门口。

在张国焘没注意的时候，吴偷着写了一字条，要茶房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说他同张国焘在武昌某街某旅馆，要办事处快派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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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正四处寻找张国焘时，忽然得到电话，立即派邱南章和警卫人员到武昌找到了张国焘，并说奉周副主席命来请张副主席回办事处。

张不肯走，他们就连推带拉把张推上了轮渡回汉口。张又坚决不回办事处，邱南章就把张安置在汉口中山路的太平洋饭店住下。邱留下，让吴志坚回办事处报告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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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经很晚了，周恩来和王明、博古等听了吴志坚报告张逃跑经过后，认为张已决心叛党，为了尽最后努力，就商定明天上午去同张公开谈判，并商定了内容。

17日上午，周恩来和王明、博古一起到太平洋饭店同张国焘谈判。周恩来对张国焘提出三条，要他考虑。第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第二，暂向党请假休息一时期。第三，公开脱党，党亦径告以开除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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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不答应回党工作，但表示愿意在二、三条中采取一种办法，希望允许他考虑后再定。

周等走后，张即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饭店谈话，表示他要公开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随后又约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处长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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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特务机关来了两辆小汽车停在太平洋饭店门口，从车上下来了几个便衣特务，直奔张国焘的房间。

邱南章立即迎上去大声问:“你们要干什么?”特务们二话不说，两个人把邱南章抱住，另一个把张国焘拉到车上后，才把邱放开。

特务们对邱吹个口哨，就把张拉走了。一个曾赫赫有名的“张国焘主席”，竟一下投到国民党特务的怀抱里去当走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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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南章回到张的房间里，见到桌上有一张张国焘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内容是：“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邱南章马上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长江局当晚即召开会议，决定向中央报告经过。18日早晨，周恩来即起草了陈、周、博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报告了张国焘脱党情况，建议中央公开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并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解释，应当利用开除张国焘的机会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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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几天后，4月22日的《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这个决定。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4月19日，中央又向党内发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把张国焘的叛变当做党内的反面教材，收到很好的效果。

4月20日，长江局机关支部(包括八路军办事处)召开支部大会，宣布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决定，周恩来详细介绍了张国焘从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发展到叛党的经过，教育全体党员在统一战线工作环境中，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阶级觉悟，自觉遵守党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经过热烈讨论，同志们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并表示革命到底，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叛党。每个党员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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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烈

张国焘叛逃时，他的老婆杨子烈和一个几岁的男孩还在延安，当组织把张国焘叛变的消息告诉杨子烈时，她表示要到武汉对张进行规劝。党中央同意她的要求，把母子送到武汉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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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见到杨子烈，希望她规劝张，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杨表示同意。周派邱南章把杨子烈和儿子送到武昌胡宗南办事处同张国焘团聚。我们党对张国焘做到了仁至义尽，他却一意孤行，自绝于党，终成历史罪人。

1939年冬的一天，我从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走到化龙桥搭公共汽车进城，一上车就看到在车尾角角里坐着张国焘，戴了一副黑框的眼镜，穿着一件旧黄色风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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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以为看错了，但越看越像，没错。这趟车是从磁器口开到重庆市区的，大概是对特务们讲完课后回到军统去的。我心里暗自好笑。想起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当“张主席”时，从不走路，总是骑马。长征过草地时，还是一人两匹好马换着骑，两匹大骡子给他驮衣服、被褥和食品，到了延安，虽然还没有小轿车(当时只一辆华侨送的救护车供毛主席专用)，也同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样，可以坐在卡车前头去开会，是当时的最高待遇了。

而现在居然和我这个小干部一样搭破烂的公共汽车了。此时张国焘没有发现我，更没有想到，他向戴笠报告的策反对象之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科长童小鹏(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家属都已向警察局登记)，就在同一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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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自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以后,国民参政会逐步变为制造反共舆论的讲坛，所以国民党就让张国焘这样的中共叛徒当参政员。

当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出席会议时，张国焘只能躲在角落里不敢作声，很多有正义感的参政员，也不齿于和这个叛徒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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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张国焘逃到台湾，在台北租了一间房住下。这时，国民党已把他当成一双无用的破草鞋，既不给他工作，又不给他生活费，连房子也被国民党官员强占。